鄭州有600萬人口,這里富士康工廠每天最高可以生產50萬部iPhone。一些人現(xiàn)在把鄭州稱作“蘋果城”。
富士康只要達成出口目標,就會獲得政府獎金。在生產iPhone的前兩年里,這種補貼總共達到了5600萬美元。
富士康在那期間生產了數(shù)千萬部iPhone,如果把獎金平均到每一部iPhone上,金額好像有點微不足道,但是積少成多,政府給予的財政支持累積起來就是一個大數(shù)目了。
鄭州政府不僅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公司稅和增值稅,第二個五年的稅率免去一半,而且還允許富士康少交員工社保和其他費用,少交的錢最高一年可達1億美元。
此外政府在保稅區(qū)里處理海關業(yè)務。這種保稅區(qū)被視為“海外”,使用的是不同的進出口規(guī)則,這樣一來,蘋果就可以能加方便地把iPhone賣給中國消費者了。
蘋果和富士康的淵源
上世界80年代,康柏、戴爾、惠普這樣的美國科技巨頭為了降低成本,把生產環(huán)節(jié)從美國移到海外(主要是亞洲)。但蘋果沒有這么做,因為喬布斯認為必須把軟件開發(fā)和硬件開發(fā)緊密結合起來。
蘋果不僅沒有關閉工廠,還決定在科羅拉多、德克薩斯和加州興建高度自動化的工廠。
1984年,蘋果在加州開設了一座Macintosh電腦制造工廠,喬布斯宣稱,“這是一款美國制造的設備。”
但財務問題讓蘋果不得不改弦更張改。90年代中期,Mac銷量暴跌,蘋果開始嘗試外包生產環(huán)節(jié)。喬布斯1997年回到蘋果后,讓剛剛從康柏跳槽到蘋果的庫克制定具體外包方案。
就這樣,蘋果逐步把生產外包給富士康。富士康當時已經是康柏、IBM和英特爾的代工廠。在把生產外包之后,蘋果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長項設計和營銷上。蘋果先設計出新產品,然后由富士康設法以較低的成本進行量產。
“富士康擁有出色的制程工程師,并且他們也愿意投入巨資,與蘋果共同發(fā)展,”蘋果的前高管喬·奧沙利文(JoeO’Sullivan)說。
2001年,蘋果在推出iPod后銷量激增,而富士康的實力也增長到了可以滿足蘋果對生產的各種要求。富士康工廠不僅可以快速制作樣品、提高產量,還可以在高峰期招募到大批工人。
富士康的創(chuàng)始人是臺灣億萬富翁郭臺銘,多年來,他頻繁前往大陸,與中央和地方官員會面,為生產蘋果產品爭取補貼、平價土地、工人和基礎設施。
“富士康能發(fā)展到這么大的規(guī)模,原因在于郭臺銘。他說過,如果他要建廠,中國政府會給他提供部分建廠資金。隨著蘋果的生意越做越大,郭臺銘的實力也與日俱增,別人再也無法和他一爭高下?!碧O果前高管托尼·法代爾(TonyFadell)說。
2007年第一款iPhone推出后,富士康打算擴大生產規(guī)模,在中國各地考察新廠選址,結果引起了各地官員的激烈競爭。
最終鄭州政府提供的優(yōu)惠政策打動了富士康。雙方簽訂協(xié)議僅僅數(shù)個月之后的2010年8月,鄭州工廠的裝配線就開始投入運行。就這樣,中國政府將該國中部一片貧瘠的平原地帶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工業(yè)園。這樣的表現(xiàn)也獲得了蘋果前高管的點贊。
在中國制造,在中國銷售
蘋果最初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基本上就是一個低成本生產基地。但后來中國迅速躍升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擁有10多億的潛在客戶。
蘋果一開始向中國消費者出售產品的時候,還必須從香港繞個彎。
1980年代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之后,政府設定了經濟特區(qū),目的是鼓勵制造業(yè)和出口。但這些政策給國人消費海外品牌帶來了障礙。
跨國公司把在中國生產的很多產品都先運到國外去,然后再轉運回來,這樣就可以享受進口商品的優(yōu)惠稅率了。
很多公司的產品都取道香港,回到國內。
2005年時,蘋果最暢銷產品iPod就是在中國南方制造的。很多iPod被裝載到貨輪上發(fā)往香港,但是抵達香港之后,貨輪就會掉頭返回大陸。
“之前中國經濟以出口為導向,而我們的供應鏈擅長于在東方生產產品、在西方銷售產品。”前沃爾瑪全球采購部的一位負責人說。
蘋果和其他跨國公司都希望能夠改進這種機制。畢竟到香港繞個圈是沒有必要的,既費時間又費油。如果能把貨物從中國的工廠大門口直接發(fā)送到公司在中國各地的商店和倉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