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護中回應型立法的實效分析：回應型立法的依據(jù)就在于社會的客觀需要

• 陳博 2023年9月27日 來源：中研網(wǎng) 60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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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立法適度的視角考量，回應型立法尊重社會規(guī)律，能融合立法效力涉及范圍內的風土人情，并且以立法的實際效果而不是以立法數(shù)量或者立法規(guī)模為基本訴求。因此，回應型立法本質上不是一種務虛性立法，而是務實性立法--它在供給上，能夠相對充分地滿足社會對于立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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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模式的追趕型和回應型分類，在其本質上，是一種行為主義的分類方法。所謂行為主義(Behaviorism)是指公元20世紀初起源于美國的一個心理學流派，也是世界心理學中的一個主要學派，通常又稱行為論心理學或行為心理學，創(chuàng)始人為J.B.華生。就其研究對象而言，行為主義所研究的行為“有機體用以適應環(huán)境變化的各種身體反應的組合”，并且，這種組合性的行為可以分解成若干單元，那就是“刺激--反應”。通過行為的客觀研究，行為主義者既能預測已知刺激引起的反應，也能預測引起這種反應的先前刺激，從而實現(xiàn)對行為的有效理解、預測和控制。以行為主義理論為準則，就“刺激”與“反應”之關系來看，可以對行為作出追趕型和回應型的劃分。所謂追趕型行為是指對“刺激”的一種遲到的反應，亦即在“刺激”與“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個較長的時間差。所謂回應型行為則是指對刺激的即時反應，即行為者在接受刺激的時候立即做出行為。

從立法適度的視角考量，回應型立法尊重社會規(guī)律，能融合立法效力涉及范圍內的風土人情，并且以立法的實際效果而不是以立法數(shù)量或者立法規(guī)模為基本訴求。因此，回應型立法本質上不是一種務虛性立法，而是務實性立法--它在供給上，能夠相對充分地滿足社會對于立法的需求，并隨時對社會產(chǎn)生的新的立法需求做出積極回應。從立法適時的角度考量，回應型立法的介入時機是在社會立法需求成熟期內，并充分考慮到社會對于這種法律的消費能力，所以能及時滿足社會的立法需求，從容應對社會的發(fā)展變化。回應型立法實際上也應當是一種即時性立法，既合乎時宜，又深入肯綮。

就其立法動因而言，回應型立法是對社會刺激所做出的一種即時性反應，因此其動因即在于社會需求的“刺激”。在這個意義上說，回應型立法實際上就是對社會刺激所作出的一種回應。這種回應表面上看來是一種被動的態(tài)度，實際上恰是一種明智的積極的舉措。因為社會是千變萬化的，以立法者有限的理性去追趕千變萬化的社會步履，倒是很不明智--盡管世人皆以為社會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的，而且人類是可以通過對這種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的預測來實現(xiàn)對社會立法調控，但是我們卻忽視了規(guī)律發(fā)生總是有條件的，而這種條件本身又是處于永恒的發(fā)展變化之中的，窮盡人類有限的心智，也無法制定出一勞永逸的法律。但是，人類天然地就具備了對刺激做出反應的機能，當我們主動地去感受社會之立法需求的刺激，并隨時準備對這種刺激做出有效回應時，我們實際上就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并在實際上參與到了社會的進化之中。由于回應型立法的動因直接生發(fā)于社會的內部，因此，回應型立法也可以稱之為內發(fā)性立法。

就其立法依據(jù)而言，回應型立法的依據(jù)就在于社會的客觀需要。社會的這種客觀需要實際上就是由一定物質生產(chǎn)方式所決定的利益關系的體現(xiàn)，因此，回應型立法實際上也是一種客觀性立法。

“構成法的基礎的首先是社會關系，法就是對社會關系確認、抽象和概括的表現(xiàn)和產(chǎn)物”。因此，立法過程實際上就是確認、抽象和概括社會關系的過程。而哪種社會關系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加以概括和確認，則必須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而定。因此，立法是以對社會立法需求的滿足為基本目的。由于回應型立法是在社會具有立法需求之際所做出的一種行動，因此，相對于追趕型立法模式而言，回應型立法更能夠及時充分地滿足社會的立法需求。

作為一種行為，“回應”是以“刺激”為前提的，沒有“刺激”就無所謂“回應”。因此，如何讓立法者充分地接受社會立法需求的“刺激”，就必須有一種開放性的信息輸入系統(tǒng)來作為保障，提供這種開放的信息系統(tǒng)，一方面民眾的立法意圖和需求能夠充分及時地刺激立法者的大腦，另一方面立法者的回應行動也能夠及時準確地反饋到社會之中。這就意味著，回應型立法天然的就是一種開放性和民主性的立法模式--它在滿足社會立法需求的同時，也有助于普通民眾對于立法過程的參與權和知情權的實現(xiàn)。

所以與追趕型立法模式相比較，回應型立法模式更具有優(yōu)越性。假如我們將立法比之如生產(chǎn)商品的話，那么立法模式就是生產(chǎn)這種商品的機器。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制造出優(yōu)質的產(chǎn)品，首先必須有一套優(yōu)質的生產(chǎn)線。立法也如此?；貞土⒎ㄗ鳛橐环N模式，固然具有先進性。但是，單憑這臺先進性的機器，是無法生產(chǎn)出優(yōu)質的法律的。要生產(chǎn)出真正優(yōu)良的法律，還必須有一系列的配套的設施，與之組合成為一條有效的生產(chǎn)線才有可能。

當然，立法畢竟是一項要對社會實行規(guī)制的事業(yè)，因此，社會發(fā)展對立法的依賴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且是有條件的--只有當某種社會關系通過道德、習俗等手段無法維持其良性運作的時候，人們才可能借助于立法來予以規(guī)制。因為人們深知，當法律為他們帶來助益的同時，也為他們帶來了傷害;當人們在為法律給他們所帶來的助益而欣喜之時，亦同時銘記著立法給他們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

追趕型行為和回應型行為的區(qū)分，在相當程度上，就在于對社會需求的主觀的滿足愿望和客觀的滿足狀態(tài)。追趕行為以行為主體的既定目標為行為動力，其對于社會需求的滿足程度完全取決行為主體之既定目標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契合程度，即所謂“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人民”，因而具有相當?shù)呐既恍?。而回應型行為則以滿足他主體的需求為行為動機，其行為的效果是以他主體需求的滿足程度為評判標準的，因而這種行為對于他主體需求滿足具有必然性，當然這種滿足的客觀程度與行為者的主觀努力幾乎無關，它僅取決于行為者對于他主體需求信息的把握程度和領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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